從1992年2月19日，王佳芬被委以重任，出任上海牛奶公司（光明乳業(yè)的前身）總經理到2007年1月28日，王佳芬功成身退，卸任光明乳業(yè)總經理。差不多15年時間，王佳芬讓當時上海牛奶公司這家國有企業(yè)脫胎換骨，不僅成為后來的全國性品牌公司，而且還成為行業(yè)的引領者和排頭兵，“光明”也因此得以進入萬千人家，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知名商標。這樣的成績，對任何一個職業(yè)經理人而言，都會是期待的、圓滿的和幸福的結局。就像現在的王佳芬，她充分地享受著這份快樂和愉悅，因為她以她的努力、堅持、付出、超越做到了個人理想和抱負的實現，她在塑造著一個優(yōu)秀公司崛起的同時，也在成就著自我價值的體現。能明顯地感覺到王佳芬由內而外流露出的自信和肯定，而且這種情緒很強烈。當一個人歷經風雨終見彩虹，并曾極為出色地扮演了其所應該分飾的角色，那么這個人無疑是成功的、完美的——幸運的垂青，王佳芬恰恰就是那個人。
在王佳芬的回憶錄《新鮮：我和光明15年》里，這份“幸運”被王佳芬以感恩的心情而道出?！拔液苄疫\！我來時正趕上鄧小平南巡時說‘這是上海最后的機會’的關鍵時刻，大勢推著我們涌進社會轉型的大潮流，改革開放讓我們融入了經濟全球化……”“我很幸運！中國經濟激蕩的三十年，不僅改變和震撼著世界，也給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太多太好的機會……”“我很幸運！時代的改革洪流激活光大了光明品牌，時勢的發(fā)展大潮流造就了全國的光明乳業(yè)……”當王佳芬連說三個“我很幸運”的時候，那種興奮和滿足溢于言表。事實也是，15年王佳芬讓光明得到了快速地成長和長足的進步，在光明的發(fā)展史上，王佳芬表現出的不僅有經理人的創(chuàng)新技藝和管理經驗，而且還有企業(yè)家的決策能力和戰(zhàn)略眼光。她的職業(yè)旅程充滿了激情、對抗和曲折，與此同時，她那個年代的大歷史背景和其國營企業(yè)管理者的身份則讓她的商業(yè)命運又被迫地蒙上了一層耐人尋味的“宿命”。這意味著，很多時候，王佳芬的經營不能像單純搞民營企業(yè)那樣隨心所欲、自由馳騁，而必須謹慎細微、如履薄冰。這是一個有著濃烈時代特征的商業(yè)故事，因此注定故事的主人公也將身負深刻的歷史印記。
以王佳芬的回憶，她生于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，父母勤勞、樸實、正直、善良。而她從1968年到上海郊區(qū)農場下鄉(xiāng)，到1990年回到上海，在這22年中，她用花季的憧憬、青春的熱情和壯年的成熟，書寫著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的瘋狂、迷惘、痛苦、掙扎和思考。在這樣的成長經歷下，王佳芬很有可能像大多數人一樣，習慣成自然，默默接受命運的安排，就這樣過一輩子。但王佳芬顯然是一個勇敢的、堅強的和智慧的女人，她在“大家都想回上海”的時候，她選擇了留下來，盡管她說留下來是因為擔心“農場的地沒人種”、“農場總要有人留下”，不管其真實意圖如何，不得不承認王佳芬的“留守”是一種魄力和膽識的表現。況且，王佳芬在留下來后并不甘心碌碌無為，她希望在什么崗位都能做得最好，于是后來我們看到，從一個普通的員工，到班長、排長、連長、黨委副書記，一直到農場的一把手。王佳芬始終是以一個“女強人”的姿態(tài)出現。而這段“農場履歷”至少為王佳芬后來順利接手上海牛奶公司作了鋪墊，有兩點必須指出：王佳芬有著長期基層工作經歷，對人際關系、政策趨勢的把握上自然富有經驗和得心應手；農場是源頭，牛奶是生產，王佳芬在“命運”的巧妙安排下對乳業(yè)的上中游有著充分的認識和理解。
所以，對王佳芬在自傳中時常出現的感激、感謝的論調不用太過懷疑，這并不是假惺惺的故作姿態(tài)。在王佳芬的成功基因里，除了她本人的積極進取、敢作敢為之外，很多時候，是機會抓住了早有準備的她，而非相反。在閱讀《新鮮：我和光明15年》時，我們不妨對王佳芬及其管理的光明作如下“假設性”的猜想：如果當年王佳芬沒有留守農場，她是否有機會出任上海牛奶廠總經理，一干就是15年？如果上海牛奶廠不是一家壟斷性的國有企業(yè)，而是一家半路殺出來的民營企業(yè)，像牛根生的蒙牛乳業(yè)那樣，光明是否同樣還有機會？如果上海人并沒有“再窮也要喝牛奶”的習慣，光明牛奶是否一開始就有良好的市場環(huán)境，以至于其發(fā)展總體一帆風順？如果政府背景在某個時候不適當地干預了光明的改制和轉型，光明是否還能走到今天，達到現在這樣的高度？我們看到，上述種種“假設”都不是王佳芬能主導和左右的，但在實際過程中，它們都按照王佳芬理想的路徑發(fā)展，于是，這不得不讓人羨慕王佳芬的機緣。在這一點上，王佳芬與其將她的15年企業(yè)家生涯歸結為“新鮮”，倒不如定調為“感恩”，王佳芬真正要做的其實還是感恩，感恩上天為她創(chuàng)造了成為一位杰出女企業(yè)家所必備的一切條件。